肝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，它并不是无坚不摧，有很多因素都可造成肝细胞损伤，比如病毒感染、长期酗酒、饮食不规律等！这不仅是慢性肝病的突破口，长期患有慢性肝病，肝细胞反复受损，甚至可能会发生癌变！
那么，当肝脏遭受的损伤无法恢复的时候，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挽救生命呢？
《大医生来了》节目邀请到了
浙大医学院附医院院长
徐骁
大医生来了
浙大医学院附医院院长徐骁
入选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奖励计划特聘教授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科技创新领军人才。同时，兼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、肝移植学组组长，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诊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。擅长肝胆胰外科和肝移植等复杂手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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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绍一下肝移植？
我们都知道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器官也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。当各类肝脏疾病发展至晚期，导致肝功能衰竭，危及生命的时候，外科医生们就需要通过手术取出病肝，植入健康的肝脏并让它发挥正常功能，这就是肝移植。
肝移植是用来治疗严重肝脏疾病的一种治疗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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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移植是如何产生的？
事实上，全球第一例肝移植手术是在美国进行的，年3月1日，美国肝胆外科医生Starzl主刀实施世界上的第一台肝脏移植手术，病人是一位3岁的胆道闭锁男孩，但是因失血过多在术中不幸死亡。随后，他还主刀了4台肝移植，手术过程顺利，但病人都因术后严重感染，最长也没活过一个月。手术技术复杂、术后缺乏管理经验导致肝移植手术在当时被形容为“三个一百”，手术时间长达个小时，术中输血多达个单位（相当于2万毫升），而术后的死亡率也是%，因此肝移植发展曾经一度停滞，直到70年代免疫抑制剂环孢素、FK等问世，加上外科技术的不断精进，肝移植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，目前已经是肝胆外科的常规手术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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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国家的肝移植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？
我们国家第一例肝移植是在年完成的，但此后由于缺乏有效的免疫抑制剂和成熟的管理技术，移植后的并发症和死亡率都很高，因此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肝移植学科发展接近有10年的时间没有明显进展。
90年到92年之间，我的导师郑树医院进行博士后深造，他主刀完成多台猪的肝移植，年，作为第一助手与范上达院士共同完成香港第一例肝移植手术，这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。年郑院士回到大陆之后马上开展了浙江省第一例肝移植手术，手术非常成功，这是我国肝移植事业一个重要里程碑，移植界认为它掀起了我国第二次肝移植浪潮，极大地推动肝移植发展。
到年左右，肝移植的手术技术和围手术期管理日趋成熟，成为各大医疗中心的常规手术，现在我国共有家具有肝移植资质的医疗中心，北京、广东各有12家，上海9家，山东8家，在我们浙江有6医院。目前，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肝移植国家，每年完成超过例肝移植，移植数量排名世界第二位，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接近70%，处于世界领先水平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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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移植的适宜人群有哪些呢？
哪些肝脏疾病患者需要进行肝移植？
首先，肝移植是公认的治疗终末期肝脏疾病最有效的手段，终末期肝病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，一般来说成人终末期肝病需要做移植有以下四种情况：
第一类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失代偿期，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病毒性肝炎导致的肝硬化，我国主要以乙肝为主；酒精性肝硬化，也就是长期饮酒不当引起的肝硬化，还有胆汁性肝硬化、自身免疫性肝硬化，以及近年来发病率不断升高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硬化；
第二类是肝衰竭，主要包括病毒性肝炎导致的肝衰竭、药物性肝衰竭、自发性肝衰竭和原因不明的肝衰竭；
第三类是恶性肿瘤，我们国家成人主要是肝细胞肝癌为主；
第四类是代谢性疾病，包括肝豆状核变性、肝内胆管囊状扩张症、糖原累积综合征等。
儿童肝移植适应证则与成人不同，主要包括慢性胆汁淤积性疾病例如先天性胆道闭锁、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造成的胆汁淤积；急性肝功能衰竭；肝硬化；先天性代谢性疾病如肝豆状核变性，也有部分是恶性肿瘤，但是儿童肝脏恶性肿瘤疾病谱与成人不同，主要以肝母细胞瘤为主。
随着全民健康意识加强，大家对癌症的了解逐渐深入。肝癌是恶性程度很高的疾病，老百姓们已经到了“闻癌色变”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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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移植是如何成为肝癌的治疗手段的？
是不是所有的肝癌患者都可以通过肝移植进行治疗？
事实上，世界上最早成功完成的前10例肝移植都是肝癌肝移植，但是由于术后复发率高，造成了宝贵医疗资源的浪费，肝癌一度被认为是肝移植的相对禁忌症。然而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和科学研究的进展，外科医生们发现部分肝癌患者移植术后能获得长时间的生存，因此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寻求最科学的肝癌肝移植受者选择标准。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米兰标准是年由意大利国立癌症中心Mazzaferro教授团队提出的，主要以肿瘤的大小作为评估指标，超过5cm的肝癌不能做肝移植。
然而我国乙肝和肝癌高发，乙肝病毒携带者超过万，每年肝癌新发病例超过30万，占全球总病例数的55%，大部分患者在确诊肝癌的时候已经进入中晚期，如果按照米兰标准来评估，他们都失去了肝移植的治疗机会。外科医生长期临床中发现，有些大肝癌患者术后并没有复发，而一些小肝癌患者术后很早就出现了复发，因此，肝癌形态学特征并不是移植效果的决定性因素。我们团队在郑树森院士的领导下，于年提出了杭州标准，突破终了形态学限制，
